《小舍得》:现实主义题材作品的两难

币游国际登录

2021-06-02

  大禹  最近的热播剧《小舍得》,是原著作者鲁引弓继《小别离》《小欢喜》之后的“小系列”第三部。 其中聚焦的“小升初”“幼升小”话题几乎一时间引发了全国观众对中国现行教育状况的大讨论。 各大社交媒体上围绕此剧的争论不绝,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是“贩卖焦虑”。 整个“小系列”将教育——这个最容易引发民生共振的话题贯穿始终,从留学话题到高考家庭的阵痛,再到如今《小舍得》里的“小升初”之难、校外补习之热,尝试全方位、多维度剖析当代中国家庭置身的教育困局。

相较前两部,此次改编自同名小说的《小舍得》评分显得有些落败。   悉数更多的负面评价和讨论,对该剧更多的争议主要来自于“粉饰现实问题”“负能量过重”“人物塑造样板化”等,从这些声音中不难看出越来越多的观众对现实主义作品更多的期待:不仅要提出问题,还要给出解决方案。 但这似乎已经超出了电视剧作为文艺作品本应承担的功能负载,而这也正是当前现实主义作品面临的共同困局。

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,电视剧的商品属性远远高于文学、电影等其他文艺样态,任何一个创作者在面对任何一个题材时,都无法像创作纪实文学那样在最大程度上还原和复刻现实。 轻全貌、凸局部是逃不出的创作必然,所以《小舍得》中选取的夏家、米家、颜家为代表的三个中国家庭只能窥见一隅,无法概全,但这并不足以成为其“粉饰现实”的明证。 相反,在剧中不少段落,创作者似乎是为了引起警醒进行了戏剧性的夸张,甚至可以说是矫枉过正。

  剧中的颜子悠,从小就心甘情愿地接受“虎妈”田雨岚的超前教育,早早地从起跑线就开始远超同龄人,进行各种校外培训班的金牌辅导,奖状证书可谓等身,小小年纪就为父母在家长圈赚足了面子。 即便如此,剧中的田雨岚仍旧狭隘的切断了儿子每周踢半小时足球、功课之余开展生物研究的科学兴趣,作为企业高管竟不明是非,在儿子成绩下降时,多处寻找所谓“补课大神”,寻机问道,最终颜子悠因为精神压力过大出现幻觉被送进医院的心理科,这才作罢。 这当中有很多人物行动和角色的设定极不匹配,过度夸张和渲染成年人在面对子女教育问题时的反应,严重脱离叙事逻辑。   而另一位女主人公南俪,从高举素质教育、主张让孩子拥有多彩童年的佛系妈妈,在孩子某次成绩下降后态度突转,成为填鸭式教育的最忠实的拥趸,直到剧终时又因为疫情的到来而再次洞悉人生真谛:只要让孩子身心快乐地成长就好,全面发展不必苛求成绩高低。

南俪连续两次过山车式的“颠覆式转型”都使得人物严重失真,成为了剧中的最大败笔。

  《小舍得》延续了“小系列”的烟火气,很多戏剧冲突和主要场景都是围绕饭桌展开的,而这也是中国电视剧最具代表性的底色之一——家庭聚餐是最适合表现家庭纷争的时刻,餐桌上的美食赏心悦目,桌下暗流涌动,随时擦枪走火。

剧中多处推动戏剧高潮的段落都由外公南建龙家里的家宴所承担,不得不说这是全剧最大的一个亮点,每一场团聚背后,都揭下了一块遮羞布。   大概是为了实现电视剧里必不可少的“热闹”,剧中多次上演了以蔡菊英为代表的“市井厮杀”,在外孙的培训班当众抱老师大腿、在继女南俪的公司当众散播不实言论让人难堪、跟踪丈夫南建龙和其前妻撕打。

而对蔡菊英作为市井泼辣妇女的属性越加强化,就越让人对南建龙的选择感到费解:作为知识分子的他为何选择在女儿即将高考时离婚,转身迎娶蔡菊英——这位自己住院时才认识的护工。

尽管剧中揭示了答案:南建龙在生命垂危时意识到自己内心对伴侣的需要,是一个对自己知冷知热,柴米油盐的家庭妇女,而不是只会风花雪月、十指不沾阳春水的知识女性。

但这个解答又在南建龙多次对蔡菊英的轻蔑和不以为然中让人怀疑。   关于外公晚年情感簸荡的部分在全剧占据了小三分之一的篇幅,在整体上严重拖沓了主要人物的行动,也大大稀释了主要情节的价值。   《小舍得》像一把利剑刺痛了无数中国家庭在孩子教育成长路上的伤口,这本是一个好的开端,但又如多少现实主义题材作品那样在创作的深度上止步不前,一方面妥协于资本市场,另一方面隔靴搔痒,永远是无效但又安全的方式。